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读完本书就一个感觉，社会学家写出来的法律社会学比那些浮躁的法学家真不知强多少倍。

最近一段时间，“博士”二字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汪晖、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到唐骏博士学位造假事件，无论讨论的是学术规范问题，还是个人诚信问题，似乎都有些“上纲上线”的味道。说起来我也是个博士，而且是洋博士，授予我博士学位的学校不是什么“野鸡大学”，我也相信自己的博士论文符合当今的学术规范，但博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很少好好反思过。这几天前思后想，觉得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

首先，博士学位和本科、硕士不一样，不是谁都可以拿的。用我的一位老师的话说，博士是必须要对人类的知识进步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对一篇博士论文的衡量，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汪、朱两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究竟有没有引注规范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其实只是次要问题，只要他们的论文真正对相关领域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就肯定比那些看似引注十分规范却言之无物的论文更有价值。而唐骏先生的博士论文，媒体似乎根本没有报道，我想，恐怕也不会对人类知识有什么原创性贡献了。

其次，引注问题并非不重要，而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最基本的职业伦

何永军：《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做学问的人骨子里都有文人相轻的倾向，于是我这些年写了不少东西，却从没给国内其他学者写过书评，也没推荐过什么别人的书。这次破例，是因为的确读到了一本很好的书，而且是一本没人推荐恐怕就会被忽略的好书。何永军博士的《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好的一本法社会学和法律史方面的中文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历史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人民司法传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作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值得我们借鉴。

通过对1970年代末以来大量来自中央、地方的文献和数据的分析，本书把人民司法传统归纳为五个方面，即服从党的领导、为中心工作服务、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德才兼备，并深入讨论了这一传统自1990年代至今的断裂与延续过程。从内容上讲，这一研究不仅具有法律史方面的价值，而且对理解近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司法为民”“能动司法

断翅之鸽按：我这些年接触的刑事辩护律师大概有上百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张燕生律师，心里一直很敬佩她。今天看到张律师的这篇精彩演讲，转载过来，与各位博友共赏。

张燕生在中国法学会第三届刑辩论坛暨刑事辩护高峰会上的演讲

我是一个基本不开车也不喜欢车的人，直到去年在小城麦迪逊工作之后，才买了辆十几年的旧车，偶尔开一开，也才逐渐开始了解汽车的档次和种类。近日回北京探亲，出门走了几趟，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街上跑的车虽然五颜六色，但只要是稍微上一点档次的好车，不管什么品牌，十辆有九辆是黑色的。记得几年前，一位跟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从未舍得自己买车的长者曾对我说过，在北京，黑色的车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开的，一般老百姓买车不会买黑的。我不知道这句话今天还适不适用，但想起它的时候，还是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昨天在报纸上还看到国家某部门用数据来驳斥“国富民穷”的说法，可从街上跑的汽车的颜色来看，这数字恐怕是靠不住的。我不知道全国其它地方的情况是否也类似，希望这只是一个海外游子的错觉而已。但无论如何，藏富于民，我们差得还远呢。

 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框架

（赵震江/季卫东/齐海滨）

《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

http://www.yadian.cc/paper/6887/

今天早上看新闻，广西梧州的两名法官（包括该法院院长）和四名干警被当事人硫酸泼伤（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6/09/content_12694220.htm），再加上前不久湖南永州射杀法官的事件（http://news.163.com/10/0601/13/683IMAPF000146BC.html），实在是触目惊心。想想近年来司法公信力的下降速度如此之快，人民群众从对法院的不信任到对司法腐败的深恶痛绝再到忍无可忍的暴力反抗，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的司法改革改了将近二十年，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法院的公信力反倒没有了，这两年炒得沸沸扬扬的“能动司法”，难道不是法院系统对自身的权威和公众

 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 (12^th Annual Meeti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七卷的执行主编为刘思达，诚挚欢迎各位对法律交叉学科领域有兴趣和见解的学友赐稿，截稿时间为2010年6月，预计出版时间为2010年11月。

本刊特别欢迎针对本刊已经发表的文章的批评。

投稿请邮至lass@ideobook.com，或直接发送给执行主编：s

这几天赵作海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也看了许多评论，却丝毫兴奋不起来，脑子里萦绕的只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律规定得很明确的事情，却总是在极端的例外案件中才能得以实施。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已经有十五六年了，刑事案件中受到刑讯逼供而导致冤假错案的被告人事后得到公检法机关赔偿的案例却少之又少，本案中赵作海得到了65万元的赔偿，在国家赔偿法实施的历史上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小概率事件。而再想想年初的李庄案二审，六名证人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同样的小概率事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而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有法不依成了常态，有法必依却只是个别案件受到广泛关注时的例外。如何解释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悖谬现象，而这一现象又对我国的法律改革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谁要能写篇文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才是对中国法理学的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