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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翅之鸽:刘思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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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306大棒”,还律师辩护一片蓝天——一评李庄案
发表时间:2009-12-21 01:28 阅读次数: 2869      所属分类:
原文地址:     作者:

废除“306大棒”,还律师辩护一片蓝天

刘思达


重庆打黑运动中的所谓“律师造假门”,已经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地炒了将近一个星期,李庄律师的命运,牵动着全国数十万法律人的心。笔者身在大洋彼岸,又正赶上美国大学期末考试的紧张时期,本没有时间出来说话,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律师业多年的学者,看着“306大棒”又一次砸到了刑事辩护律师的头上,而且是北京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李庄不是第一位因为“律师伪证罪”身陷囹圄的中国律师,自从1997年《刑法》增加了第306条以来,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律师都因为这一条款莫名其妙地被羁押、逮捕、起诉,虽然其中被最终认定有罪的律师数量有限,但正所谓“程序就是惩罚”,再加上“杀一儆百”的效果,《刑法》306条已经成了悬在每一位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中国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哪天就会掉下来。以至于律师圈内早就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

李庄律师到看守所报到了,在他之前,还有曾经是北京市十佳律师的张建中律师,号称“中原第一大律师”的河南李奎生律师,无罪释放后上了CCTV的内蒙麻广军律师,羁押两年之后看破红尘出了家的云南王一冰律师……我2005年夏天在国内做访谈的时候,曾问过一位著名刑事辩护律师他的执业环境如何,那位律师只说了两个字:“险恶”。那个时候,我还觉得他这话有些夸张,后来对刑事辩护的问题了解得多了,才渐渐体会到这两个字背后所蕴含着的风险和辛酸。律师刑事辩护难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无罪判决更是难上加难,在许多时候,能把死刑变成死缓,律师就谢天谢地了。可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不但要“一不怕苦”,还要“二不怕死”,不但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还要保住自己的命和饭碗。

我这些年来和全国各地的律师交流很多,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入行没几年的年轻律师说自己要远离刑事案件,每次听了,都让我觉得心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许多律师在起步阶段都会从事一些刑事案件,可一旦稍有成就,往往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刑事辩护抛在一边。而真正能把刑事辩护业务坚持做下去而且颇有成就的律师,大都有在公检法机关工作的背景和经验,比如这次为李庄律师的事情向中国青年报“开炮”的浙江陈有西律师,就曾在司法系统任职多年,现在还是浙江省公安厅的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全国各地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的简历收集一下,看看有多少人是出自公检法机关,就一目了然了。这两天有人说,李庄律师也很有“背景”,其所在的事务所曾经是司法部直属,与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骨肉相连……试问一下,面对刑事辩护的种种困难,面对重庆打黑这样的“大案要案”,没有这样的背景,哪个律师敢冒这个险?在这次所谓“律师造假门”所引发的大讨论里,那些不明就里地把律师和“黑”字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请你们扪心自问,一边是浩浩荡荡的公检法,一边是气势汹汹的黑老大,要你来做本案的辩护律师,你敢吗?要是不敢的话,究竟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好歹学过四年法律的人,在本案的司法程序完成之前,我不想对案情作任何具体评论,事实和法律总会给李庄律师一个答案。而无论判决结果如何,真正需要我们深思的,是《刑法》306条究竟为什么成了律师界公认的“大棒”,对中国刑事司法程序的改革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访谈过许多人,既包括律师,也包括学者、法官和检察官,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306条本身并不坏,坏的是它在实践中的运用,因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里,控辩双方从来就是不平等的。由于检察院的特殊地位,检察官在刑事程序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方面负责公诉,另一方面又负责法律监督,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许多地方的刑事审判庭上,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平起平坐的,律师呢,和被告人一起坐在下面,接受法官和检察官的询问。即使在今天,法官穿上了法袍、敲上了法槌,检察官也终于坐在了律师对面,这些符号背后的体制也没有什么根本性改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律师伪证罪”的实质,就是公安、检察机关对律师辩护权的一种限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各种部门利益博弈的直接后果——律师得到了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和审查起诉阶段的取证权,却发现自己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明晃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有人说,律师做了伪证,当然要承担刑事责任,有什么不对的吗?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伪证”,在司法实践中,所谓“伪证”是如何界定的?刑事辩护律师取证难,最难的并不是被告人或者证人不配合,而是一旦律师取到的证据和检察院的证据相冲突,而法院最终采信了检察院的证据,那么检察官就可以从“运动员”摇身一变成“裁判员”,指控律师教唆当事人做伪证,于是律师就成了“306大棒”的棒下之鬼。而反过来,如果律师的证据被法院采信了,却没有人追究公安、检察机关的所谓“伪证”责任,即使在侦查阶段出现了刑讯逼供的现象,被告人也很难得到国家赔偿。中国青年报的那篇受到律师们口诛笔伐的报道中,说刑事案件只有5%是律师胜诉,这其实说多了,早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还不到1%。这数据在外行人看来,好像律师真的是可有可无,其实不然,即使在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率也在90%以上,这是因为在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体系里,能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八九不离十,律师辩护的意义,并不只是有罪或者无罪这样简单。况且,在我国的刑事程序里还有一个被普遍应用的“潜规则”,就是如果公诉方真的证据不足的话,法院往往并不会判被告人无罪,而是会要求检察院撤诉,这样一方面被告人无法请求国家赔偿,另一方面公安、检察机关的错案率也不会受到影响。两相比较一下,律师和公诉方的“不平等待遇”就一目了然了。

笔者是研究法律社会学的,深知立法和实践之间的距离不可避免,很多时候立法者的初衷虽然是好的,法律一旦执行下去,却完全变了味道。但这并不是否定立法的重要性,法律实践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没有立法和制度上的突破,也往往解决不了。“306大棒”和律师刑事辩护难之间的关系,学者、律师们已经论述了十几年,该说的早都说了,2008年《律师法》中也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等针对律师的保护性条款,为什么刑事辩护还是如此之难、如此之险?除了刑事司法体制的深入改革、公检法机关法律专业水平的提高以及法律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之外,《刑法》306条无疑是横在中国律师业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山不移开,律师的刑事辩护就永远也见不到蓝天。今天有李庄,明天还会有张庄、王庄,等把这些做“伪证”的律师都“杀”光了,我们的社会就“和谐”了吗?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大功告成了吗?各位检察官、法官、长官和看官,请你们都好好地想一想。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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